平時很少人會接觸刑法，通常自己發生了事情，才會想到是不是觸犯了刑法。其實，刑法與民法最大的區別是，刑法涉及公訴罪，警察立案、政府代表起訴被告，不是以罰錢的手段來解決，而是用坐牢的方式來懲罰。對社會來說，這是違法行為，與民事是不同的。本篇將以假設案件為例，從警察開始調查到最後結案，由頭至尾，使大家對刑法有個通盤了解。

陳先生從福建來美，原本在紐約做中餐館，可是生意不好，他的老鄉朋友便建議他來洛杉磯，可是在這裡找餐館工很難，做建築工又覺得很辛苦，他的老鄉說要不請他幫忙種草吧，其實就是種大麻。加州大麻已合法化，別人種大麻賺了很多錢，每天只要請他幫忙澆水，每個月給他五、六千塊美金。陳先生覺得不錯，就在別人家裡幫忙種大麻。後來，鄰居把他們舉報了，警察前去敲門，陳先生不知道是否要開門，如果開了門，警察問他在這裡做什麼，也不知道要如何回答，就沒敢開門；警察說要到屋裡去看看，陳先生也沒有答應。警察馬上到法院去，向法官表明他收到鄰居的舉報，可是屋裡的人不開門，而且有聞到大麻的味道，要求法院批准搜查令，希望入屋搜查。很快警察便拿到了搜查令又返回屋子，陳先生一看情況不好想跑，卻被警察放出的警犬咬倒，受了傷。警察除了逮捕他之外，進屋後還發現槍、錢、或者陳先生的身份證和護照等。如果警察打傷了陳先生或狗咬傷了他，警察可以說是陳先生反抗所以放狗咬他；如果陳先生被狗咬了之後，警察還在嘲笑，這就是用武過度，被逮捕的陳先生可以告警察說他們濫用武力，但這是民事案件，陳先生不會因為警察打了他而對他的刑事案件就沒有責任。特別注意的是，告警察局的民事責任必須在事發半年內提出。

接下來，陳先生會被帶到警察局問話，他要怎麼回答，應不應該承認，要不要供出老闆？這部分涉及到“美蘭達警告規定”，警察問話前必須告知當事人的權利，有權保持沉默、有權聘請律師。如果警察沒有提前告知，也沒有提供翻譯，直接問話，那這些證據能否作為呈堂證據呢？這就是刑事律師所要發揮的功能了。警察雖然可以問話，但是陳先生已經行使了“美蘭達警告規定”的權力，有權保持沉默、有權聘請律師，如果警察還繼續問話，這種情況下的取證是不能作為呈堂證供的。如果沒有證詞，還要看是否有其他的證據，才能確定陳先生的案子是否可以完全被撤銷。

陳先生來美10年只有綠卡身份，他會擔心是否會被移民局驅逐出境，也會擔心在牢裡會被別人打。所以當務之急是申請保釋，雖然可以自籌資金，但法院可能會拿出“1275 HOLD”的規定，就是說加州刑法規定保釋金必須與犯罪行為無關，法院不希望保釋用的錢是通過種大麻的非法所得來的。所以，必須是找另外與陳先生沒有關係的朋友出面，可以用房子作抵押，找保釋公司保他出來。

陳先生被保釋後，不代表這個案子到此為止，他還需要出庭。如果是重罪指控，他本人必須親自與律師出庭，如果是輕罪，一些法院允許由律師代表客戶出庭而不需要本人出庭。在第一次的出庭，這次程序叫過堂，法官只是確定被告的身份，會問他認不認罪，很多人認為警察拿著搜查令在屋裡發現了上千棵大麻，感覺鐵證如山，應該馬上認罪，這樣可以坦白從寬處理。錯！在第一庭過堂中，當事人根本都不知道檢察官手上的證據，根本無法知道檢察官手上是否有足夠的證據定你罪，也根本無法知道這些證據是否能作為呈堂證據，即使有錯，當事人仍有權利與檢察官討價還價來進行協商。因而，在過堂時，律師一般都會作無罪辯護。

無罪辯護之後，警察蒐集的證據會轉到辯護律師的手上，辯護律師的責任是與當事人仔細溝通並研究警察的證據和證人，律師必須用排除的方法找出問題，如搜查證有問題；警察的資料有問題；警察的搜查過程中已超越搜查的範圍；警察在問話時沒有告知當事人“美蘭達警告規定”；翻譯有問題等。

舉證的責任在檢察官，檢察官需要舉出證據，辯護律師也要拿出資料跟檢察官協商。談判需要籌碼，律師要從警察報告中的證據找問題，不必要的爭議可以不要去找，有了這些問題律師才可能與檢察官進行有效的談判。

檢察官是公務員，他們是以定罪率來升職的，所以有時說服檢察官撤銷案子非常困難，但律師必須讓檢察官知道自己手上的證據不足，警察辦事有問題，對檢察官來說，這不是他的錯，而是警察的問題，所以有時不得不把案子的指控從重罪變為輕罪。

與檢察官的協商主要關於兩方面，一是減少罪名，有時當事人被警察逮捕時會有一大堆罪名，對新移民來說，認什麼罪名很重要，有些罪名涉及道德敗壞，會對移民有影響；

二是減少牢刑，認罪協商的結果想要談好，必須要證明警察的證據有問題，而且當事人是初犯、無知、被利用。從這個角度，檢察官便知道辯護律師是有備而來，如果想要百分之百定罪率，認罪也是檢察官的功勞，對檢察官來說，當事人坐多少天的牢其實沒有那麼重要；而對於當事人來說，自由和身份卻很重要。所以，必須想辦法和檢察官談判，如果負責案件的檢察官沒有很大的權限撤銷指控或免除牢刑，辯護律師應該與檢察官辦公室的主管進行談判。

如果實在協商不成功，便進入初審程序，檢察官舉出證據和證人，律師同樣也要拿出證據，尤其針對警察沒有足夠的理由拿到搜查令或搜查時出現問題等，想辦法讓檢察官知道是警察做錯了事情。大麻的案件有很多辯護理由，如當事人不知道這是大麻，或被其他人逼著做得等，要先拿到證據，看檢察官有哪些證據，再一一去辯。

如果上面提到的部分都無法進行，接下來便是陪審團審理，由12名普通老百姓組成，評判被告是否有罪。選擇陪審員非常重要，辯護律師和檢察官分別可以淘汰10人，刑事辯護律師要懂得如何使用選陪審員的權利。

選好陪審員後，開始進行正式的審理程序。檢察官會先傳呼檢方證人，在過程中，辯護律師會交叉盤問，看證人有沒有預設立場，他們的經驗如何，在審問的時候有沒有使用中文翻譯等，其中翻譯很重要，程度如何，有沒有經過政府的認可，通過以上方面來攻擊檢方證人的可信度。

刑事辯護律師隨後也可以提供辯方的證人。辯護律師一般不會讓當事人出庭作證，因為通常多說多錯。雙方盤問完證人後，接下來便由陪審團裁定罪名是否成立。通常在美國陪審團有80%-95%的定罪率，十二名陪審員一致認為有罪就是有罪；十二名陪審員一致認為無罪就是無罪；如果無法達成共識，如十一人認為有罪，一人認為無罪，或六比六，五比七等，十二名無法達成共識，被告就無法被定罪，此結果被稱為流審，檢察官可以重新起訴。

如果當事人一旦被判有罪，便由法官量刑，通過被告的庭上表現、犯罪記錄和認罪態度來衡量，如果被告是初犯，之前沒有犯過罪，法官會輕判；如果前科累累，庭上也是表現得無所謂，法官就會重罰。

被判刑之後，當事人有上訴的權利，但是在美國上訴難上加難。上訴法庭會考慮兩個因素，第一，辯護律師有沒有盡力去做，比如律師上庭喝酒、打瞌睡等，但很少有說律師的不利；第二，法官是否濫用裁定權，比如使用辯護律師認為不能作為呈堂證據的證據，並且濫用裁定權是否導致案子產生重大影響。上訴法院對上訴的案件，90%是維持原判的，10%中有8%是可以重審，只有1%會推翻之前的結果。所以，不要對上訴給予很大的希望。

如果上訴無望，陳先生服完刑後，可能對他的移民身份也會有所影響。 1996年，美國聯邦法的移民改革和責任法案中，對非公民人士被判處一年以上牢刑或損失超過一萬美元以上，都會被驅逐出境。因此，陳先生就會面臨移民局驅逐程序。

一個刑事案件，除了逮捕、定罪、服刑和移民影響外，整個程序快得需要6個月，慢得甚至要2年。對於此案例，陳先生只是在州的法庭裡審訊，如果牽涉的案子是跨州或跨國的，那就是聯邦的案件。通常聯邦案件的調查時間非常長，也許會先跟踪調查一段時間再進行逮捕，定罪率在95%以上。而且，聯邦罪的懲罰更加嚴厲，聯邦的程序與州的程序也是不同的，在以後的文中將會做詳細介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