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时很少人会接触刑法，通常自己发生了事情，才会想到是不是触犯了刑法。其实，刑法与民法最大的区别是，刑法涉及公诉罪，警察立案、政府代表起诉被告，不是以罚钱的手段来解决，而是用坐牢的方式来惩罚。对社会来说，这是违法行为，与民事是不同的。本篇将以假设案件为例，从警察开始调查到最后结案，由头至尾，使大家对刑法有个通盘了解。
陈先生从福建来美，原本在纽约做中餐馆，可是生意不好，他的老乡朋友便建议他来洛杉矶，可是在这里找餐馆工很难，做建筑工又觉得很辛苦，他的老乡说要不请他帮忙种草吧，其实就是种大麻。加州大麻已合法化，别人种大麻赚了很多钱，每天只要请他帮忙浇水，每个月给他五、六千块美金。陈先生觉得不错，就在别人家里帮忙种大麻。后来，邻居把他们举报了，警察前去敲门，陈先生不知道是否要开门，如果开了门，警察问他在这里做什么，也不知道要如何回答，就没敢开门；警察说要到屋里去看看，陈先生也没有答应。警察马上到法院去，向法官表明他收到邻居的举报，可是屋里的人不开门，而且有闻到大麻的味道，要求法院批准搜查令，希望入屋搜查。很快警察便拿到了搜查令又返回屋子，陈先生一看情况不好想跑，却被警察放出的警犬咬倒，受了伤。警察除了逮捕他之外，进屋后还发现枪、钱、或者陈先生的身份证和护照等。如果警察打伤了陈先生或狗咬伤了他，警察可以说是陈先生反抗所以放狗咬他；如果陈先生被狗咬了之后，警察还在嘲笑，这就是用武过度，被逮捕的陈先生可以告警察说他们滥用武力，但这是民事案件，陈先生不会因为警察打了他而对他的刑事案件就没有责任。特别注意的是，告警察局的民事责任必须在事发半年内提出。
接下来，陈先生会被带到警察局问话，他要怎么回答，应不应该承认，要不要供出老板？这部分涉及到“美兰达警告规定”，警察问话前必须告知当事人的权利，有权保持沉默、有权聘请律师。如果警察没有提前告知，也没有提供翻译，直接问话，那这些证据能否作为呈堂证据呢？这就是刑事律师所要发挥的功能了。警察虽然可以问话，但是陈先生已经行使了“美兰达警告规定”的权力，有权保持沉默、有权聘请律师，如果警察还继续问话，这种情况下的取证是不能作为呈堂证供的。如果没有证词，还要看是否有其他的证据，才能确定陈先生的案子是否可以完全被撤销。
陈先生来美10年只有绿卡身份，他会担心是否会被移民局驱逐出境，也会担心在牢里会被别人打。所以当务之急是申请保释，虽然可以自筹资金，但法院可能会拿出“1275 HOLD”的规定，就是说加州刑法规定保释金必须与犯罪行为无关，法院不希望保释用的钱是通过种大麻的非法所得来的。所以，必须是找另外与陈先生没有关系的朋友出面，可以用房子作抵押，找保释公司保他出来。
陈先生被保释后，不代表这个案子到此为止，他还需要出庭。如果是重罪指控，他本人必须亲自与律师出庭，如果是轻罪，一些法院允许由律师代表客户出庭而不需要本人出庭。在第一次的出庭，这次程序叫过堂，法官只是确定被告的身份，会问他认不认罪，很多人认为警察拿着搜查令在屋里发现了上千棵大麻，感觉铁证如山，应该马上认罪，这样可以坦白从宽处理。错！在第一庭过堂中，当事人根本都不知道检察官手上的证据，根本无法知道检察官手上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定你罪，也根本无法知道这些证据是否能作为呈堂证据，即使有错，当事人仍有权利与检察官讨价还价来进行协商。因而，在过堂时，律师一般都会作无罪辩护。
无罪辩护之后，警察搜集的证据会转到辩护律师的手上，辩护律师的责任是与当事人仔细沟通并研究警察的证据和证人，律师必须用排除的方法找出问题，如搜查证有问题；警察的资料有问题；警察的搜查过程中已超越搜查的范围；警察在问话时没有告知当事人“美兰达警告规定”；翻译有问题等。
举证的责任在检察官，检察官需要举出证据，辩护律师也要拿出资料跟检察官协商。谈判需要筹码，律师要从警察报告中的证据找问题，不必要的争议可以不要去找，有了这些问题律师才可能与检察官进行有效的谈判。
检察官是公务员，他们是以定罪率来升职的，所以有时说服检察官撤销案子非常困难，但律师必须让检察官知道自己手上的证据不足，警察办事有问题，对检察官来说，这不是他的错，而是警察的问题，所以有时不得不把案子的指控从重罪变为轻罪。
与检察官的协商主要关于两方面，一是减少罪名，有时当事人被警察逮捕时会有一大堆罪名，对新移民来说，认什么罪名很重要，有些罪名涉及道德败坏，会对移民有影响；
二是减少牢刑，认罪协商的结果想要谈好，必须要证明警察的证据有问题，而且当事人是初犯、无知、被利用。从这个角度，检察官便知道辩护律师是有备而来，如果想要百分之百定罪率，认罪也是检察官的功劳，对检察官来说，当事人坐多少天的牢其实没有那么重要；而对于当事人来说，自由和身份却很重要。所以，必须想办法和检察官谈判，如果负责案件的检察官没有很大的权限撤销指控或免除牢刑，辩护律师应该与检察官办公室的主管进行谈判。
如果实在协商不成功，便进入初审程序，检察官举出证据和证人，律师同样也要拿出证据，尤其针对警察没有足够的理由拿到搜查令或搜查时出现问题等，想办法让检察官知道是警察做错了事情。大麻的案件有很多辩护理由，如当事人不知道这是大麻，或被其他人逼着做得等，要先拿到证据，看检察官有哪些证据，再一一去辩。
如果上面提到的部分都无法进行，接下来便是陪审团审理，由12名普通老百姓组成，评判被告是否有罪。选择陪审员非常重要，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分别可以淘汰10人，刑事辩护律师要懂得如何使用选陪审员的权利。
选好陪审员后，开始进行正式的审理程序。检察官会先传呼检方证人，在过程中，辩护律师会交叉盘问，看证人有没有预设立场，他们的经验如何，在审问的时候有没有使用中文翻译等，其中翻译很重要，程度如何，有没有经过政府的认可，通过以上方面来攻击检方证人的可信度。
刑事辩护律师随后也可以提供辩方的证人。辩护律师一般不会让当事人出庭作证，因为通常多说多错。双方盘问完证人后，接下来便由陪审团裁定罪名是否成立。通常在美国陪审团有80%-95%的定罪率，十二名陪审员一致认为有罪就是有罪；十二名陪审员一致认为无罪就是无罪；如果无法达成共识，如十一人认为有罪，一人认为无罪，或六比六，五比七等，十二名无法达成共识，被告就无法被定罪，此结果被称为流审，检察官可以重新起诉。
如果当事人一旦被判有罪，便由法官量刑，通过被告的庭上表现、犯罪记录和认罪态度来衡量，如果被告是初犯，之前没有犯过罪，法官会轻判；如果前科累累，庭上也是表现得无所谓，法官就会重罚。
被判刑之后，当事人有上诉的权利，但是在美国上诉难上加难。上诉法庭会考虑两个因素，第一，辩护律师有没有尽力去做，比如律师上庭喝酒、打瞌睡等，但很少有说律师的不利；第二，法官是否滥用裁定权，比如使用辩护律师认为不能作为呈堂证据的证据，并且滥用裁定权是否导致案子产生重大影响。上诉法院对上诉的案件，90%是维持原判的，10%中有8%是可以重审，只有1%会推翻之前的结果。所以，不要对上诉给予很大的希望。
如果上诉无望，陈先生服完刑后，可能对他的移民身份也会有所影响。1996年，美国联邦法的移民改革和责任法案中，对非公民人士被判处一年以上牢刑或损失超过一万美元以上，都会被驱逐出境。因此，陈先生就会面临移民局驱逐程序。
一个刑事案件，除了逮捕、定罪、服刑和移民影响外，整个程序快得需要6个月，慢得甚至要2年。对于此案例，陈先生只是在州的法庭里审讯，如果牵涉的案子是跨州或跨国的，那就是联邦的案件。通常联邦案件的调查时间非常长，也许会先跟踪调查一段时间再进行逮捕，定罪率在95%以上。而且，联邦罪的惩罚更加严厉，联邦的程序与州的程序也是不同的，在以后的文中将会做详细介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