• 25Jan
  • 被告權利
  • 1/25/2018
  • a. 美國憲法賦予所有被告都有權得到一個「公平合理審判」(Due Process)的權利。
    公平合理的審判程序包括被告有權在合理的時間內,盡快被告知起訴的罪名,有足夠且公平的機會來辯解其罪名,有權讓公正的法官及陪審團來裁定案件,有機會在法庭上提供自己版本的解說,有權不被警方逼供或被強壓認罪,有權查問及交叉盤問所有提供不利被告證辭的證人,有權由律師代表替自己辯護。而如果案件在某個地區人人皆知,而可能會影響到陪審員的立場,被告有權要求換到另一個地區審理。

    b. 美國憲法第六項修正案還規定,被告有權要求案件得到快速的審理,案件不能無故一直拖延。此外,被告有權出席其案件的審理,並且法庭的審理應是公開給大眾參加。

    c. 美國憲法第五項修正案還規定,任何人都不能在刑事案件中,被強迫成為證辭對自己不利的證人,而檢方不能向陪審團指稱被告因為有罪而不敢上庭作證。

    d. 此外,如果被告不會說英語,法庭必須在所有的審理程序中向被告提供法庭翻譯。


    案例一:保持沉默-美蘭達權利

    朱先生(化名)是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,他的電腦技術不錯,平時替別人網購,收到後再將貨物寄回大陸。他跟福建的一個委託人達成協議,由對方下訂單,他來買東西,然後打包寄回中國大陸。後來朱先生越做越順,每一筆訂單他都可以從中賺得百分之二十的利潤。

    有一天,忽然警察找上門,到他家查問他是否收到一個可疑的郵包,經過調查,他承認是他自己接收的。警察聽後立即將他扣住,說他接收的這個郵包是別人用假信用卡來購買的,警察隨即將朱先生押上警車,而後他們又在他家裡繼續搜查,發現他們家共有四五十箱這樣的可疑貨物,也是別人在網上購買讓他收貨的。警察以每一包為一項,共起訴了朱先生四十五項接收贓物、盜用他人身份的罪,並在他口袋中找到三張別人名字的信用卡,他也承認這是別人給他的,讓他使用的假信用卡,所以朱先生總共被起訴了四十五項罪。

    由於這個案子的罪名之多,朱先生將會面臨高達二十年的牢刑,後來警察在開始盤問的時候,他曾經要求由於英文不好,需要中文翻譯,而且他也提出要保持沉默,希望先見律師。可是警察局其中有個中文翻譯是個華人,對他說他只是被別人利用,只是收貨,如果他承認的話,就沒有問題,警察一定會放他走的。在那種情況下,朱先生沒有辦法就承認了這四十多個貨物都是他接收的,並且假的信用卡也是別人給他用的。但是在朱先生認罪後,警察並沒有遵守放了他的承諾,而是以這四十多項罪將他逮捕。

    到了法院後,朱先生的辯護律師提出了一個“排除動議”要求法官將朱先生的口供排除掉,不能當做呈堂證據,因為當時朱先生曾經要求保持沉默,在見律師前不講話,而且根據“美蘭達”的案例,警察逮捕民眾後,民眾沒有活動的自由,也就是在已經被戴上手銬、關在牢裡的情況下,警察必須要向當事人告知他們有保持沉默或聘請律師的權利。如果他們沒有能力聘請律師,法院會給他們指派律師,常常在美國影片中都可以看到這樣的情形。

    分析:
    如果警察在逮捕民眾後,沒有給被告保持沉默或找律師的權利,所有詢問的口供都是違憲的,都是非法的證據,法官可以依照警察辦案沒有按照程序來做而將證據排除。這個案件中朱先生被指控的四十多項罪都被撤消了,最後只被判了一項罪,就是依據警察在給他戴手銬前的問話。因為他還沒有被逮捕和關押起來,就說明他還是有自由的,所以警察沒有必要跟他告知有保持沉默的權利,在這種情況下,如果被告說了任何話,是自願的認罪,可以作為呈堂證據。

    教訓:
    人們與警察打交道的時候,言多必有失,沉默是金非常重要。美國法律保證民眾不提供任何對自己不利的證詞,所以警察不可以使用暴力逼供,但是可以用不實的話來引誘民眾講話。所以,當遇到自己是調查對象的時候,就要行使自己的權利保持沉默,儘快尋找律師處理。


    案例二:刑事律師的權利
    亞凱迪亞有四個小孩子是好朋友,平時都在一起玩。有一天,陳姓同學接到其中一個朋友的電話,說他們三個人正在一家飲料店喝東西,有兩個墨西哥人過來欺負他們,希望他能過去幫忙,因為他們是死黨,陳同學聽到電話後,就趕緊過去想幫忙。當他到達時,他的三個好朋友與另外兩個墨西哥人已經發生了衝突,正在動手的時候,其中有個同學突然拿出一把刀捅向了對方,其中一個墨西哥人馬上倒下了,他們看到事態嚴重就趕緊逃走了。

    警察到了之後,從現場飲料店的錄像中看到他們四個人,而且想從學校找出他們是誰,其中有個經常來飲料店喝東西的同學認得他們是一個學校的,警察然後再從學校的同學錄中找到了他們的名字。但是錄影帶很模糊,警察看不清到底是誰動得刀,所以他們就從家長入手,到這四個同學各自的家中問話,但是有幾個家長不配合,不願意警察查問他們的小孩,警察沒辦法,只有請學校幫忙將四個學生叫到校長辦公室,分別隔離他們來問話。警察的盤問也是非常有技巧的,他們在陳同學面前說其他三個人已經承認了是他動得刀,可是陳同學堅持說不是他拿刀傷人的,而是另外一個同學做的。警察在另外一個張同學面前,卻說陳同學已經指認了是他動刀傷人的,就這樣他們逐個盤問,很快就查出了四個小孩子中誰是真正動刀的人。最後,四個同學都被指控蓄意謀殺未遂罪,將面臨十五年至二十五年的牢刑。

    分析:
    其實在盤問的過程中,四個小孩子中有三個堅持要先給家長打電話,要先找律師才會與警察談話,可是辦案的警察並不理會他們的要求,而是堅持要他們先回答問題,才會放了他們,讓他們與家長聯絡。這些小孩都還未滿十八歲,後來法官裁定要求先找律師的三個小孩子的證詞不能被採用,因為他們在校長辦公室被警察盤問的時候,已經是沒有自由的,已經構成了拘留的狀況。在拘留的情況下盤問學生,雖然法律上沒有說一定需要家長在場,可是如果學生已經提出希望家長或律師在場,警察應該尊重學生的要求,而不能通過這種非法的途徑來盤問當事人。

    如果當時四個人一致保持沉默,警察是沒有辦法查到誰是真正動刀的人,可能這個案子的事態也不會那麼嚴重。對警察來說,他們並沒有動手逼問當事人,只是通過誇大其詞的言語來誘導當事人招供,這些在辦案過程中屬於白色謊言,通常告訴當事人如果各自供出對方,警察常常在這一部份是不錄音的,而是在重要的部份才錄音。如果說警察騙了當事人,可是又沒有證據證明警察欺騙,這種情況下就很難說是警察栽贓。

    有的時候,很多青少年不知道刑法非常嚴重,只以為是為朋友幫忙,沒想到事情很嚴重。在美國,當事人有聘請律師的權利。在中國大陸或台灣,往往民眾被逮捕了,才會想到要聘請律師。可是在美國生活久的美國人都知道,只要警察打電話找上門,都可以先找律師,請律師回警察的電話,瞭解情形。因為律師也是法庭的官員,是司法系統中的一員,一般警察不敢隨便欺騙律師,如果一旦被警察發現當事人社會經驗不足,他們就會利用不實的手段來盤問,也很難來證實是說謊的。

    教訓:
    當被警察找上門時,如果不知道警察前來的緣由,不知道怎麼回事,最好是保持沉默,不要說任何話,才能夠保證自己的權利。


    案例三:被告脫罪秘密:排除動議
    周先生(化名)來自香港,在美國做裝修工作多年,大部份的建筑工程都會做,但是近年生意一直都不太好,後來他的朋友覺得他懂電工、木工等裝修的技術,不如他們兩個合夥在河濱市租個房子種大麻,如果大麻收成好的話,每棵種出來的大麻葉子就值超過五百塊錢。周先生覺得這個生意聽起來不錯,反正加州前幾年就通過了醫用大麻合法的法案,需要大麻的人士很多,他朋友又鼓動他說,反正他是美國公民,被發現也不會被驅逐出境。于是,他就在那邊租了個房子,可是他自己不住在那邊,找了一個當地的留學生葉姓學生(化名)來打理種植大麻的事情如淋水,收割,烘干等。旁邊的鄰居都覺得很奇怪,這棟房子平時很少有人出沒,房子周圍的玻璃窗都用報紙糊起來,外面看不到裏面在做什麽,但是卻能看到屋子里二十四小時燈火通明,他們怕有什麼事就報了警。

    警察在收獲取到報案電話後,準備趕去調查,正巧當天早上八、九點鐘的時候,周先生與葉同學要到屋子里將已收成的大麻打包帶走,要出門的時候,正好碰到警察敲門,一開門他們聞到了大麻的味道,便馬上衝進屋裡,將周先生和葉姓學生當場逮捕。

    經過警方的調查,他們認定周先生是這個生意的老闆,因為房子租約是他的名字,水電帳戶是用周先生的名字開設的。警察在屋內發現了九百多棵大麻樹。葉姓學生也坦承向警察承認, 他是以每小時9塊的工資替周先生打工。但是,檢方依然以非法種植大麻及販賣大麻罪起訴周先生及葉姓學生。

    沒想到這宗刑事案件開庭時,周先生的律師提出了一個“排除動議”,要求將所有搜查到的大麻不能作為呈堂證據,因為當時警察在敲門的時候,並沒有經過周先生的同意便衝進了家裡,而且在沒有搜查證的情況下,違法搜查了整間屋子。辯護律師強調,警察應該在法院申請搜查令後,再回到屋裡去搜查的,而檢察官方面表示,如果先申請搜查令,等到再回去大麻屋的時候,證據也許都被銷毀掉了,不過,法官認為大麻屋里有九百多棵大麻樹,不可能像安非他命一樣沖到廁所,可以立即銷毀。在這種情況下,法官裁定警察的搜查是違憲的,而將這些搜查到的大麻證據排除掉,不能當做呈堂證據。因此,沒有這些大麻作證據,周先生被判無罪。不過,種大麻的房子不是葉姓學生的,雖然警察是違憲搜查了周先生的租屋,第四修正案是保證屋主的權利,而不是保證房客的權利,這些大麻證據可以作為對葉姓學生不利的證據,所以法官裁定葉姓學生的種植大麻罪反而成立。

    分析:
    美國的憲法是置高無上的法律。在制定美國憲法時,這些美國立法先驅們都認為美國應該與英國不同,民眾應有更多的民權。寧愿政府錯放一百位可能有罪的人,也不愿意讓政府侵犯一位民眾的民權。因而,在刑事案件中,辯護律師的目標并非要證實客戶的清白,而是要攻擊檢方的證據,往往一個案子的撤銷不是因為被告無罪,而是因為警察沒有依據法律執法,或者是證據不足或不可信而無法說服陪審員被告肯定有罪。

    美國第四修正案確保民眾擁有私人財產的權利,也就是說,除非屋主自己自愿同意,否則警察不能在沒有搜查證的情況下搜查民宅,畢竟房屋是民眾個人的財產,警察要進屋搜查必須經過屋主同意才能進門及搜查。法官爲了行使保證民眾的權利,他會利用排除證據的方法將這些證據排除出去。如果警察違規搜查,這些證據都可能會被排除出外,一個可能有罪的人士往往因為警察求功心切而無法定罪。

    教訓:
    美國刑事程序法規將舉證責任強加在檢方身上,檢方必須提供足夠的證據,要說服全部的十二位陪審員一致認定被告的犯罪是毫無置疑。 因而,很多的刑事被告被裁定無罪,并非完全是因為被告無罪,而是因為警察在執行公務時沒有按照法規的程序去做,因為違規取證而證據被排除在外而無法定罪。

    而作為被告的律師,辯護律師必須熟悉警察的執法程序,必須與被告有良好的溝通渠道,必須能用清識的頭腦找到警方辦案過程中的過失及漏洞,才能說是一位稱職的辯護律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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